本文將探討台灣政府從一九八十年代後期加入世界關貿組織（GATT）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一連串推進農業自由化與去管制化的鬆綁政策，致使台灣的農村、農民與農業，面臨著何種性質的改變？農民有何反對策略？不同與原始積累階段國家強力介入土改與農業改革的國家統合主義，新自由主義作用於鄉建發展，其主導者的能動性或民間相互補充的帶動力量，其思考脈絡為何？其發展是走向國家化或商品化？以農為本的鄉建發展思維為何？
歷史回顧：原始積累功能與農業政策反思
台灣戰後的農業發展，為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一環，由美援協助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其中現代化的意識型態，推進了農民的積極意識。「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的發展目標朝向建立農村現代化邁進，透過基層農會的組織，主導了農業生產、銷售、信用、灌溉、家庭與農村工業、營養、衛生與教育方案等，從一九六十年代起，農會的發展同義於鄉村建設的火車頭。基層農會的推廣股編制，涵蓋負擔農村各種農業作物栽培、推廣、產銷，或者家政、扥兒、農村福利等功能。「農復會」創設的四健會系統，對於農村青年的培訓，亦扮演著鼓勵農村青年「動手做」的風氣。
從 1949 年到 1952 年台灣實施的資本主義式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農業改革之前約 30 ％的自耕農，在 1953 年達 55 ％，1960 年又增加到 64％（世本武治，1992，34）。在戰後混亂的 1946 年， 台灣農業總產量指數只有17（1981 年為100），但是自 1951 年到 61 年持續達 15 年的美援，平均每年約達一億美援，實際援助金額為 14 億 4 仟 3 佰 30 萬美元，在 1951 年台灣農業總產量指數為 32，1961 年為 54，所以美援成為了國民黨政權存活及經濟安定的重要基石。
1951 年實施「肥料換穀制度」， 藉由「田賦征實」、「隨賦收購」、「生產資金貸款收回稻穀」及「糧區制度」等，以穩定糧價和產量，用低糧價政策為農業積累鋪路，做為發展工業化而準備，此階段的農業發展特性是快速恢復農業生產。（劉進慶，1993，58） 60 年代，以出口導向工業為主體的產業，表現出此一時期的發展， 與國際資本主義跟跨國公司（以美日為主）的誘發作用很大，因為此時期正是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的擴大期，台灣良好的勞動力從農村釋放出來，與經濟基礎正好銜接起來。
到了 60 年代中期，台灣的民生基礎開始穩固，收入提高，肉類用量也增加，如毛豬的飼養，因為美國龐大的雜糧壓力與進口雜糧背後的政治分贓勢力，使得養豬戶除了分擔飼養費用之外，並無能力處理污染的養豬廢水，而且為求豬肉保證鮮紅，加進硫巰銅，而豬體力無法負擔者，即排出體外，流入了河川，造成河川污染，並使沿海的牡蠣造成銅離子污染。
1972 年和 1973 年， 當時省主席謝東閔提出的「客廳即工廠」和蔣經國的「十大建設」政策，是加速台灣環境惡質化的主因。「客廳即工廠」之口號的背景，乃在於農村人口外流，為留住農村人口，遂提出將高產能的大型工廠分散成數家小工廠，設於各地區，造成農村子弟以半農半工方式進行農業生產，此政策亦造成成本上的浪費和生態環境的破壞，讓社會付出巨大的社會的成本來成就經濟發展。
1970 年代以後的農業發展特點有二點： （一）農業出現長期低落傾向。（二）農業的多樣化。支配台灣農戶的形態，為平均耕地面積在一公頃規模的小農，從 1964 年之後，農業就業人數開始減少，而在土地零細化，農產品又必須與市場發生關係後，農民開始種植經濟作物，農業遂多元化，但是小農經營造成專業農戶難以生存，兼業化的趨勢，據估計到了1980 年擴大到 90 ％。(劉進慶，1993，61～64）
1972～1983 年， 農民所得持續降低，急草成軍「八萬農業建設大軍」浩浩蕩蕩地為第二階段農地改革邁進，欲要「重建農民信心」和「開創農村新面貌」，但其收入比起非農業戶依然偏低。1990 年台灣政府當局提出農業零成長方案， 宣判了台灣農業死亡的來臨，其推動的動機有三點：
1. 牽引農業成長的出口導向農業的發展中存在著弊害， 必須加以抑制如蝦、饅魚養殖業使地層下陷、 自然環境遭破壞；如養豬業造成河川污染， 換取社會成本的相對價值偏低，再者，台灣不需要農業出口。
2. 稻作向減產政策轉換。因為米穀消費減少，稻作生產持續過低，稻作生產之保證收購與價格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過重。
3. 貿易自由化對農業的影響。整個經濟受到自由化、國際化的衝擊，使既存農業的生存受到威脅，過去不僅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將來也要與中國大陸便宜的農產品競爭。（劉進慶，1993，90 ）
1993 年，農委會擬定的「農地變更使用辦法」，預估將釋出全台25 萬公頃農地，供工商業部門使用，使用辦法中明定：(1) 地層下陷區，(2) 生產力低的農地，(3) 土壤受污染的農地，(4) 都市計劃的農區。此項政策，無疑地，總結了近四十年來農民付出的心血，非但沒有享受的一天，反被都市資本老爺們「地盡其利」，佔盡因經濟奇蹟發展的畸形美果。
總而言之，台灣的農業現代化，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如社會的分化、農民健康、生態影響、性別不平等等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台灣社會工業化集中積累於城市區域的趨勢，農業與農村的退讓，造成了農民在總體經濟的分配不平均，連帶的經濟弱勢造成農民身份的認同模糊，游離城市邊界或畫地自限成為當代農民的圖像。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統攝性組織動員的介入農村方式，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鬆綁，國家已經較難用過去的老方法干預，致使九十年代的民間力量有介入社會的空間。另外，由於經濟景氣差，土地價格滑落，農會信用部門經營的吃力，連帶推廣股的人員編制緊縮，農村的各種推廣教育呈現困難的窘境。
農民運動的幾個思考
一九八十年代末期，短短在幾年期間，幾波農民請願活動，為積壓多年的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衝擊了當時由農業博士李登輝領軍的國民黨政府。臺灣農民運動的成因為何？政府如修正農業政策？農運的力量如何轉化？
一九八十年代末期，短短在幾年期間，幾波農民請願活動，為積壓多年的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衝擊了當時由農業博士李登輝領軍的國民黨政府。臺灣農民運動的成因為何？政府如修正農業政策？農運的力量如何轉化？
（一）形成的原因
歸納上述農業發展，有幾點因素造成農運的爆發：
1. 中間剝削：傳統台灣農產品交易是買公斤賣台斤， 零售商合理的利潤是十兩約 40 ％，但實際在原產地與消費地價格差距最低在 6 到10 倍。會造成中間剝削的主因是政府沒有干預農產品產銷，造成價格失序、失衡。
2. 議價權喪失：由於小農制生產無法大規模進入市場競爭，沒有市場主導權， 政府又放任不管，使得農民議價權喪失，造成農民生產意願降低。
3. 農業貿易壓力：1987 年之香菸的進口，火雞肉、蘋果、葡萄、柑橘等水果的進口方案，在美國的壓力下，勢不可擋。（1992，陳秀賢）
1987年， 以台中東勢為主的果農上立法院抗議農產品進口的「1208」行動，揭開了 1987～1988 年風起雲湧的台灣農民運動的濫觴。運動的形成背景，要追溯自 1970代起，知識份子批評時政風氣漸起，他們集結於《美麗島》等雜誌大談闊論時勢，其中代表性知識份子裡頭有傾向國民黨體制內改革的如《大學雜誌》成員，有散播中國民族社會主義思潮的如《夏潮》，有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積極提出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與台灣自決，如《台灣政論》、《美麗島》、《新潮流》等雜誌。
這些暢談時政的菁英份子，要到 1977 年的「中壢事件」、1978 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還有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才踏出了台灣現實政治的考驗。儘管反對運動在當時受盡以王昇將軍為首的軍事獨裁保守派的政治鎮壓，但是民心向背，長期以來，受盡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群眾，漸漸在這幾次的事件裡站出來，因此在野反對國民黨之運動路線，不管左右統獨之意識形態上，在此時期是採聯合陣線。
除了知識份子的民主倡議外，基層的草根力量也隨之而起。1986 年，因為美國的壓力，讓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結束，以民主為名，工人運動（爭取年終獎金， 工會自主運動）、弱勢族群運動（原住民、客族母語運動）等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創造出台灣社會運動的空間，農民運動的組織者亦是在此種政治氣氛下產生的。
1988 年台灣農民運動大致以「5.20」事件做為運動的分界， 在前階段中， 以「農民權益促進會」為主導力量，組成份子以《夏潮》和部份《美麗島》雜誌的知識份子、山區農民為主。此階段之行動方針有三大目標：(1) 自主之農業政策。(2) 產銷民主化。 (3) 全面改造農會。 七大主張： (1) 要求政府制度明確之農業保護政策。(2) 實行全面農民保險。(3) 改革產銷制度－－中間剝削禁止。(4) 急速防治工業廢水污染農地，訂定「農業資源污染防治法。」 (5) 推動計劃生產。 (6) 提高農產品收購保證價格。(7) 廢除水利費。
後階段以「農權總會」為首的「5.20」運動，組成份子以《新潮流》政團為主，因運動色彩較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遂挑起國民黨政府的鎮壓，造成 130 人被捕的流血事件，使往後農民運動受到強烈傷害。 此時期的主張，大致分 7 點：(1) 全面辦理農保。(2) 減輕農民肥料負擔，免除肥料加值稅，取消農會肥料運銷費。(3) 增加稻米收購數量及價格。(4) 廢除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還權於農民代表。(5) 設立農業部，解決農業問題，克服農委會行政權力之不足，省政府農業政策的不彰。(7) 開放農地自由使用，廢除農業發展條例第 30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 82 條，以束縛農村發展之惡法。
這兩組農運力量，其運動的主要成員如林豐喜、戴振耀等先後都當選民進黨立委，進入立法院推動三農的修法。至今為止，「農民權益促進會」提出的七大主張，只有行全面農民保險與廢除水利費見效。「農權總會」所提的主張只有增加稻米收購數量及價格與開放農地自由使用，廢除農業發展條例第 30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 82 條通過，但是開放農地自由使用的政策影響甚大，它為農地去管制化與商品化暗渡陳倉，造成台灣農村發展的惡夢。
一九八十年代的台灣農運發展，一部份讓由民進黨主導的反對運動吸收，一部份幹部成為地方意見領袖，另一部份受運動洗禮的學生、知識份子和年輕人則參與了為數小但有影響力的回鄉運動。簡言之，這時期的三農問題為「農民不滿」、「農業萎縮」、「農村凋零」，因此這波農運鼓舞了農民士氣，透過農民與知識份子的戶動，挑戰許多不利於農民的農業政策，同時鬆動既定穩固的農村權力關係，為農村的發展創造新條件。
鬆綁與反彈
私有化思潮，在一九九十年代到二千年間，具體而為的是，過去受國家保護的國營企業公司化，一些政府補助單位如農業改良場，必須朝向公司化私營方式經營，勢必會讓農民負擔技術或種苗之類的諮詢費用或額外費用。緊接著，台灣經濟納入全球經濟的一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隊伍，意味台灣農民的困境會劇烈的震盪。也就是說，藉「全球化」、「自由化」、「改革」為名的農業政策走向，把過去對台灣的經濟貢獻良多的小農逼到谷底。
從二千年民進黨主政以來，多項農業鬆綁政策，更變本加厲的推行消滅農會的意圖。民進黨視台灣農會為國民黨的大本營，特別是農會為貫徹行政院農委會政策下達的基層單位，民進黨要瓦解農會的政治動機很能了解。但是另一個層面，因為陳水扁的二次金改，以效率為名，要將合作銀行、農會信貸、中小企業銀行減半，最後給壟斷的金融資本合併。以農業信貸為例，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財政部下令行庫接管二十九家農會信用部，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繼續接管七家，同年的八月二十二日居然發布「限制農漁會信用部業務」，要致農會與死地。
同年的九月五日，由國民黨本土派結合農民、農會、農業專業人士組成的「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在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起「一一二三 」十五萬農民大遊行，展現以農會為主體的自衛行動或焦慮。「全國農漁會自救會」有「三大訴求」與「十大主張」，三大訴求是「搶救台灣農漁業與農漁民」、「農漁民需要農漁會繼續提供服務」，和「制訂以農漁會信用部永續經營為主軸的『農業金融法』」。
「十大主張」為一、農業發展基金一千五百億元，及「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請儘速補足。二、依法落實推動老年農民退休制度。三、促進城鄉交流，成立「全國性城鄉交流與鄉村活性化」機構。四、通過「農業金融法」，設立「全國農業金庫」。五、修正農會法，主管機關一元化，由農委會統籌監督輔導農會。六、實施股金制，確立農會為多目標功能的農漁民合作組織。停止實施現行農（漁）會信用部業務限制令，放寬農漁會信用部經營項目。八、歸還已被讓與銀行之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回歸農、漁會體系。九、修正「金融機構合併法」，讓經營不善農漁會信用部讓與其他農漁會而非銀行。十、請確實執行阿扁總統競選時所提出之「農業政策白皮書」內容。十一、保障農漁民收益與生活。
參與此次行動的詩人同時又是農會基層出身的詹澈（詹朝立）指出：「這次遊行証明了兩點，第一是證明了台灣的農漁民面對國際化、自由化下WTO的農業衝擊並不是完全沉默的…。第二是證明了台灣的農漁會歷史性的角色及功能，其組織的完整性有組織繼續存在的價值。」（詹朝立，2003）但是受限於對WTO反思的視角，「一一二三 」行動變成「一天的行情」，他們並沒有根源性的對全球資本對第三世界的掠奪提出主張，「體制內改革」的訴求一方面容易被政府吸納，另一方面，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帶有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性格，他們並不能阻擋來自美國農產品傾銷的壓力，而且部份農會流於農蟲的弊病也沒有被正視。
民進黨政府的對「一一二三 」的回應是:
（一）
依法儘速編足農業發展基金。
（二）
加入WTO後我農業產業遭受進口損害之衝擊加劇，為維護農業永續發展及確保農民生計，擬於入會後四年內編足一千億元預算挹注基金（前二年各三百億元，後二年各二百億元）。
（三）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九條，為建立獎勵老年農民離農退休，引進年輕專業農民參與農業生產之制度。農委會累計輔導一萬兩千五百多位農民創業參與農業生產。有關建立獎勵老年農民離農退休制度案，因規劃中之國民年金已將老年農民退休制度納入，未來可依據該項規劃辦理，惟自八十四年開始，政府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針對六十五歲以上農漁、民每個月發放三千元之老農津貼，具有保障老年農民生活之目的。
（四）
將籌設「農村規劃發展局」，以整合政府組織力量，加強改善農漁業生產及農漁民生活環境，並營造農漁村生態環境，維護農漁村永續發展及確保農村生計。
（五）
邀集財政部、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與直轄市政府、農訓協會及農會代表等召開會議，研修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農會採行股金制、獎勵合併措施等進行討論，決議就農會法修法架構以農會經營競爭力為理念，重新定位為多元性合作組織為目標，以開放原則、功能調整、結構調整、與政府契約、委託等法定關係等為其策略，進行農會法相關條文修正，以回應農會自救會訴求。
（六）
目前已由行庫承受之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均係因調整後淨值為負數，其資產負債缺口已由金融重建基金予以彌補，現行概括承受之後已屬該銀行之資產，歸還原農漁會有法律上之困難。
未來如有信用部資產負債之缺口由金融重建基金彌補後，可歸由 鄰近農漁會承受。
（七） 台灣農業朝以下四大方向轉型：
１輔導傳統農業企業化經營：輔導產銷班企業化、資訊化、制度化，建立分級輔導體系，推動農業策略聯盟，建立現代化物流體系，以地區特色和少量多樣化策略，拓展農產品市場。
２發展科技化精緻農業：加速農業朝向知識、技術與資本密集轉型，塑造有利投資環境，引導企業投入農業經營，建立台灣為熱帶蔬果、花卉、畜產、水果之研發中心。
３推動農村社區總體營造：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村社區總體營造，改善農漁村生產、生活、景觀與生態環境，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４促進農業資源永續利用：建立制度化農業用水調撥機制，有秩序規劃農地需求與釋出機制；加強調整農地、林地等自然資源之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育；辦理農村民宿經營人才訓練，增強農民經營休閒農業之能力，以「農業結合旅遊」、「農業結合教育」、「農業結合安養」等方式，發展新的農地利用型服務業，促進農業勞動力就業，活絡農村經濟。
5 政府亦以福利救助及稅賦優惠措施，改善農漁民生活，每年發放老農津貼達二三０億元，減免農業與農民稅賦達數百億元。（行政院,2003）
諷刺的是，當民進黨政府做出「官方承諾」之後不到二年，發生了「白米炸彈客事件」，因為WTO的入關，臺灣被迫從美國進口十萬公噸稻米，因此導致台灣的稻米不漲，農民無法反應成本。二零零三年新港稻農發動抗爭，情況有些好轉，但農村仍哀鴻遍野，所幸有個正義青年楊儒門的白米炸彈客，引爆民間深層的憤怒。
高達三萬人簽名連署的「聲援楊儒門連署書」寫到:
一個純樸而辛勤的青年勞動者，他所得不多，卻長期慷慨解囊，捐助那些比他更貧窮、更無助的孤兒、災民。他來自農村，來自最底層也最深層的台灣，他敬重土地，敬重農民血汗澆灌出來的作物，不甘心看到農民在土地上的辛苦耕耘最後竟然一無所獲。政府輕易屈從於國外經濟強權的壓力，為跨國集團進口的農產品廣開門路，讓本土生產的糧食作物在冷酷的市場上任人宰割。於是，他用自己的方式為土地說話，為農民發聲。這就是楊儒門，這就是目前被羈囚於牢獄的「白米炸彈客」。………是的，楊儒門以身試法，絕不可能被當今的國家體制所容許，他很可能即將為他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在我們的社會，弱勢者的聲音很難被聽見，楊儒門激進的行動，不僅揭示了農民的辛酸，暴顯台灣農業的困局，同時，也讓我們不得不逼視並省思台灣在國際經貿體制下的困境。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決策，影響到世界未來的走向，其影響力，滲入到每一個人的骨髓，宰制著我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台灣要如何在這全球化商品經濟的殺戮戰場上保住經濟命根子？楊儒門逼我們去正視，去思考！楊儒門事件不應被視為單純的刑事案件，司法機構應衡情論理，對良心犯楊儒門的刑責做適度的減免。二、「白米炸彈」所揭示出來的農業問題，應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並採取更積極的政策，挽救台灣的農業。三、農業兼具糧食安全、國防安全、生態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等五大功能，所謂「農亡國亡」，古有明訓。農業不應在WTO的國際貿易機制下被犧牲，更不能成為政府放任國外農產品席捲台灣市場的藉口。政府在對外談判時，台灣的「糧食主權」應受到合理的捍衛，我國農民的生計活路不能淪為國際強權夾縫下的祭品，更不容成為野蠻市場或買辦外交的賭注。（林深靖，2004）
二千零六年楊儒門根據刑法第59條「情堪憫恕」減刑釋放，並獲總統特赦，現在的楊儒門積極學習農業，在臺灣各地宣導三農生存的主張。
台灣鄉村建設走向
一、社區總體營造
如李丁讚所言：「到一九九四年以後，陳其南正式在文會建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一股民間與官方結合的社會重建力量於是展開。幾年下來，『社區熱』吹遍了整個台灣，我們可以說，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源自民間的社會總體改造計畫，它的成敗和出路很值得我們用社會史的宏觀視野來加以考察。」（李丁讚，1998）
從李登輝時代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成為一九九四年之後的鄉建發展方向。「社區總體營造」標榜的「由下而上」、「民眾參與」、「凝聚社區意識」、「發掘地方文化特色」等等觀念，觀念源於日本的造町運動，這個運動同美國很有關係。因為由美國主導的越戰時期，在南越建立的「戰略村」，「戰略村」主要是監視共產黨勢力，以消除基層的反側，這個「戰略村」等同於後來「社區」一詞的概念。劉新圓提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是戰敗國，所以交由美國託管。當時他們經濟受創嚴重，故致力於重建城市，把主要的資本集中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大都市上，因而導致巨大的城鄉差距。1950至6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成長，農村因為青壯人口大量外流到城市，而呈現人口高齡化，生產力低落，甚至面臨社區瓦解的危機。1960年，美日簽訂安保條約，日本大學生耽心軍國主義再起，因而發起學生運動。學運沈寂之後，學生們畢業返鄉，將這股熱情轉化為深耕故鄉的運動，希望藉此來改變「日本精神」。自此，以活化地域，重新振作農漁山村等「過疏地域」為目標的造町運動，便在各町村自發性地展開。」（劉新圓，2005）
社會學者蔡健仁認為「社區總體營造」被引進台灣，雖然失去它在越戰期間的充滿血腥的脈絡，但是文建會的主要政策，以迄現今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造就文化包商或專業者，讓社區工作者迷失於傳統的新保守主義等重大問題。（蔡健仁，1995）
「社區總體營造」從二千年陳水扁上台後，基本上延續了下來，行政院修法訂定「社區營造條例」。如方昱所言：「社區總體營造成為 NGOs 譯碼的大宗，除了文建會大量推動各鄉鎮村里社區成為社區營造點，使得各 NGOs 大量投入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的社區營造工作外；政府各部會也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營造」計畫：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農委會水保局的「富麗農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扶植的「社區產業」、青輔會的各式各樣的「青年參與 NGO 計畫」，再加上社區大學，與各式各樣的地方小型工程，無不依奉『社區總體營造』之名進行各項計畫與活動。」（方昱，2005）
二、農村教育
由上述的例子證明，台灣政府過去非但支援農業部門的正規教育不足，連非正規教育的投資也是缺乏的。因此尋求與民間組織的農民教育合作模式，在漸進的農業教育基礎上，結合廣大的農民、農業技術人員、教育人員，為台灣的農業尋求一線生機，成為二千年後台灣農村的建設的新的嘗試。
追溯二千零三年四月由全台四十幾個包括社區大學、社運與社團組織連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聲明」，其目標為朝向農村型社大為台灣社區大學運動必須兼顧的責任，主要推動者為林孝信先生，馮小非、褚盺靈、張正揚、宜蘭社區大學等，他們都是有信念的進步知識份子。這份聲明有三：
【一】 滿足農村的強大的學習需求。長期以來去社會、去社區的農業政策，使得台灣農村一方面呈現極大而全面的失落破敗，一方面則潛藏了深刻而廣泛的學習需求。尤其，這些需求，並不僅止於農業技術的層次。在目前已無任何機構可以於農村扮演學習平台角色時，社區大學的進駐，無疑是一股值得被期待的力量。這股由知識獲取所帶來的力量，將是未來台灣農村不論是重建，或是迎向新挑戰至為重要的力量。
【二】 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農村的破敗並非只是農業生產上的挫敗，農村居民更大的挫折來自長期被邊緣化所造成的信心匱乏。根據第一所農村型社大──高雄縣旗美社大的運作經驗說明，前來社區大學修課的農村居民，在滿足學習需求的同時，也重拾對個人以及社區的信心。重要的是，透過社區大學共同學習的過程與氣氛，使農村居民有機會認識更多人，進行超越以往生命經驗的分享，在適度的組織催化下，建立足以面對瞬即萬變的現實社會，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
【三】 結晶與紀錄農村的生活智慧與傳統文化。農業與農村的被邊緣化，雖一定程度造成農村的破敗，卻沒有造成農業與農村的毀滅。相對地，台灣的農民為求生存，而發展出執世界牛耳的品種改良與種植技術；同時，累積在農村各層面的生活智慧與傳統文化，更是台灣所擁有的傲人資產。然而，這些寶藏，卻缺乏有效的關注與紀錄。
「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實踐在台灣有地區有不同的發展，根據我在二千零三年所做的調查，在受訪的十一個表現不錯的農會中，旗山（香蕉）、鹿谷（茶）、名間（茶）、田尾（花卉）屬於單一性作物，結合地方的產業文化，已經累積了很深厚的民間社團基礎，地方的產業性格很強，相關產業的商業活動也很活躍。太保、大雅、烏日、安定、西港地區的水稻種作有一定面積，但是雜作如田玉米、小蕃茄、蘆筍、甜玉米、蔬菜、薏仁、胡麻等成為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大雅、烏日農會位於半工半農、半城半鄉地區，開發社區型社大的潛力是可吸收這兩個領域的人。太保農會因為於嘉義縣政府、長庚醫院、技術大學、交通大學、故宮等機構的集中，未來，除了開發太保地區農民的教育需求外，這些機構的人才也可以整合起來。安定、西港地區農會的相似性很大，農村性格較強，但因地理分散、交通不便與資源教缺乏等因素，需要培養更多的民間參與與鼓勵農民學習機制。 里港多樣的蔬菜栽培豐富，雖然產值不高，但農民還可維持。目前里港鄉農會積極整合社區組織推動產業文化的工作。中埔農會因位於山區，有豐富的物產，目前中埔農會推銷多種以養生為主產品，情況不錯。
農會幹部對「世界貿易組織」實質對農業的衝擊感到憂心忡忡，但是特殊產業如鹿谷與名間的茶葉，因為品牌建立較久，不會立即受到衝擊。他們覺得農業環境不該以產值計算，農民要像是弱勢團體一樣保護，農民知識的保護與再教育是當務之急。問題是由誰來主導？
各種問題的匯集與整合 從以上的訪談大概可以歸納幾個問題，第一類：如何著手農民教育？ 1、如何支持實務性課程？ 2、如何藉教育改變農民的產銷觀念。 3、農民的的教育需要，和都市有何差別？ 4、農民知識與師資如何組織？ 5、如何在WTO的衝擊下，藉教育協助產業轉型？ 6、如何重視地方特殊農業的保護與推廣教育？ 7、如何轉變農民主動學習的態度？ 8、如何增加農民社會參與感？
第一類問題，大致表達了這十一個農會意見領袖，對於農民課程的想像，會以產業技能、市場觀念等的生產原則或程序，有較為全面的學習教育。當然，農民價值觀培養、農民知識的探討、特殊師資群的建立也是他們關注的方向。
第二類：如何辦學？ 1、什麼樣的人可以上學？ 2、學生費用如何酌收？ 3、幅員廣大，如何上學？ 4、如何提昇上學意願？ 5、如何克服招生的困難？ 6、規模可以辦多大？ 第二類涉及的問題，直接問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辦學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農會挪用教室的彈性很大，幾乎沒有問題。但是，辦學的規模、費用的考量、農民上學的意願等問題，為他們考慮的因素。
第三類：農會的角色如何？ 1、農會如何配合？ 2、工作人員是否是農會編制？受不受農會約束？ 第三類問題，涉及到農會本身的業務組織的考量，因為前面提到農會業務普遍緊縮，若額外增加農會會務人員的工作，而且業務又不是他們熟悉的狀況下，恐怕要考量。 第四類：如何解決財務困難？ 1、與補習班有何不同？有無利潤？官方有無補助？ 2、補助經費可不可以持續？ 3、負責單位換人之後，計劃會不會終止？ 第四類問題，牽涉到農民教育的永續性發展。 「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理想並未完全落實。但是透過認同這個理想集結的力量正增加。
三、以農為本的鄉村建設
「農民之路」是國際性農民團體聯盟，目前聯盟成員分屬56個國家，跨越拉美、非洲、亞洲、歐洲。其宗旨主要如下：1. 捍衛糧食主權，反對世貿組織以及跨國農糧企業壟斷性的、純粹市場導向的產銷模式。2. 堅持生物多樣性，抗拒轉機因作物（GMO）。3. 農民的農業，而不是商人企業主的農業。4. 尊重農民團體和鄉村組織的權利。5. 平等取得土地、水和種子等生產工具的權利。6. 承認婦女在農業生產過程以及知識的傳承的特殊角色，在個別的團體和國際組織中都應積極推動兩性之平權。
「法國農民聯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法國人暱稱為 Conf）成立於1987年，是由「全國農民勞動者聯合會」（CNSTP）和「全國農民協會」（FNSP）兩個農民工會組織整併而成。「法國農民聯盟」不僅在法國境內每個省份和海外屬地都有分會，同時也是國際農民組織Via Campesina 的重要成員。「法國農民聯盟」倡議「農民的農業」，反對跨國農企業集團對農業的宰制。它也主張農業活動必須與環境保育做有機的連結，要求保障農民的工作，改善工作條件，重視農產品的品質。
「歐洲農民組合」主要主張如下：1. 承認農民工作的經濟價值，農民的生產必需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2. 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尊重環境，重視農產品的品質和安全。3. 自主掌握生產過程。4. 公共部門的補助必須公平地分配到各個不同的生產類別和區域。5. 與亞、拉、非和中歐的農民要建立緊密的團結關係。6. 拒絕國際貿易中任何傾銷的行為。（林深靖，2008）
另一方面， 台灣的鄉建發展過去像美日學習，應該要關注到第三世界的三農課題的發展。以最進近火熱的糧食危機課題為例，糧食危機對富國富人或跨國農企業公司而言，也許是集資壟斷的大好良機。對窮人而言，卻是生死交關的危機。根據聯合國的統計，瀕臨飢餓死亡、營養不良和食物來源不穩定的人口約30億人，約佔地球人口的一半。迄今為止，巴基斯坦、摩洛哥、墨西哥、塞內加爾、烏茲別克、葉門、菲律賓等國家，都已出現過大量的抗議潮或搶糧風波，窮人正在為生存權做最後的拼搏。
與這些貧困飢饉的人口相對立的，是受惠於全球市場機制的10億人，他們大都分佈於北美、歐洲、日本以及少數富裕的第三世界城市。要維持目前這些富裕國家或群體的生活方式，勢必得把危機轉嫁出去。美國總統布希就信誓旦旦宣稱：「美國人的生活是不可妥協的。」不僅是美國堅持他們大款的消費習慣，不肯妥協，其他富國也都不肯妥協。最明顯具體的案例是：嚴重干擾窮國農業發展的WTO杜哈回合談判，過去幾年來由於遭到國際另類全球化運動眾多民間組織的圍堵、抗爭，也遭到南方發展中國家的聯合杯葛，幾乎已經完全停擺。然則，根據《衛報》2008年7月2日的報導，WTO祕書長巴斯卡‧拉密（Pascal Lamy）預定在二千零八年8月召集WTO會員國中35個主要發達國家成員的經貿部長，商討如何重新啟動杜哈回合，為富國農產品補貼政策解套。
許多反對WTO市場至上邏輯的國際民間組織據此提出警告：這種由富國集團和跨國農企業主導的農業談判，只會進一步造成糧食價格上漲，加速糧食危機，讓發展中國家更加失去自給自足的能力，進而更加深對商貿大國的依賴。 這波糧食危機與石油危機同時爆發，對於窮國老百姓而言，可謂雪上加霜。因為，過往綠色革命所帶動的農業增產，是依賴大量使用化肥和機械，而機械需要大量的石化燃料，石油危機當然加重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如何因應世界糧食危機？第三世界國家開始重新思考消費與分配的問題，因而從危機中看到「危中之機」。譬如，委內瑞拉政府將食物視為人權，在各地設置義工，免費分送食物給老人、兒童與窮人，同時普設廉價穀物商店，滿足全國各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巴西約有四分之一的窮人領取政府的家庭基金，用來購買生活基本所需。古巴則極力推廣都市農園，利用市郊的廢地、空地、畸零地進行有機農業的種植，從而解決全國一半的蔬果的來源。所以，糧食危機，也可能是轉機，端看如何挑戰富國所主導的市場機制與權力遊戲。
四、結論：
今年八月來台的著名的國際活動家薩米爾‧阿敏 (Samir
Amin)在其一篇＜單極世界中的蓬勃社會運動＞中提到，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要有一個適合人民群眾鬥爭要求的必需
的框架，它應該實現下列四個條件：
（1）歐洲必須走上另一種歐洲社會化的道路（ 走向世界後資本主義的漫長過渡階段）， 並且它應該與過去和今天的帝國主義性質劃清界線。
（2）在中國，市場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戰勝試圖建立一個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傾向，而民族資本主義制度由於把工人和農民這樣的大多數群眾排斥在外，
所以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穩定；
（3）南方各國人民和政府應該重新建立起一個共同陣線， 只有實現這一條件，人民大眾才能有活動的餘地， 使他們有可能爭取到對他們有利的讓步， 並且進一步有可能改變政權的性質，利用民族、 人民和民主集團來替代佔據統治地位的買辦集團。
（4）在重新改組國內和國際的法律體系方面， 應該邁進的是方向，既要尊重國家主權， 又要尊重個人和集體的政治和社會權利， 這是各類社會運動和反體系組織提出的要求。（薩米爾‧阿敏，2008）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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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祥 1959 《台灣地誌》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九十四種。台北
石田浩 1992 ＜工業化的條件＞《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谷薄孝雄編著。台北：人間出版社
林美瑢 1888 ＜台灣農業 40 年與 520 記實＞《他山之石－－韓國農運經驗》
趙 剛 1989 ＜五二○事件：社會學的剖析＞《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徐正光、宋文里合編。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徐正光 1994 《 社會發展與社會運動》（幼獅，出版中）
詹朝立 2003 《 天黑黑麥落雨:十二萬農漁民大游遊行傳真》 台灣社會科學出版，台北
蕭家興 2007 《 社區創新營造論文集》唐山出版社 台北
李丁讚 1998 《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區學院》中國時報1998.9.4
劉新圓 2005《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的發軔與運作》 國政研究報告,2005.5.23
薩米爾‧阿敏 2008《單極世界中的蓬勃社會運動》 立報 新國際，2008.8.7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http://www.bamboo.hc.edu.tw/twcu/peasant/index.html
青草湖社大網站 http://www.bamboo.hc.edu.tw/
清水溝工作站 http://www.lukutea.com.tw/luku2/
[1] 1根據官方的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八款（92.2.7）指出：「利用農業資源，應用傳播、人力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式，提供農民終身教育機會，協助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地方產業之業務。」。另外，配合農漁村振興的農業推廣定義（92.4.19）：「是以農業(廣義)參與者及其家庭成員，以及以鄉村民眾為服務對象的組織成員為對象，使用資訊傳播、人力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式，以培育人力素質，整合環境資源，發展地方產業，提昇生活品質的教育、服務和賦權（empowered）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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